唐代与统一新罗时期的女子发型发饰比较
王 玲1，孔凡栋2
[摘 要]通过对唐朝与统一新罗女子的发型发饰类别与式样变化的对比，可以解读唐代发型发饰的风尚演变对新罗的影响，将双方在不同阶段的政治往来及文化交流做梳理比较，找出两国女子的发型发饰在名称、造型、装饰、材质上的相同特征与差异，并从趋同与差异的原因层面进行分析。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同源的情况下，两者的发型发展既呈现横向传播的从属关系，又有民族化特征的独立发展。
[关键词]唐代；统一新罗时期；女子发型；发饰比较
唐代(618—907)对朝鲜半岛统一新罗时期(668—935，以下简称新罗)女子的服饰发型，有着深刻的影响。唐代较新罗石刻绘画资料丰富，典籍记录亦很详尽，倘作不同向度的梳理与比较，可厘清这段历史时期女子发型发饰的传承、演变及其在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唐与新罗交流的时代背景
由于“文化势位差”的存在，唐代的宗教、制度、汉字、服饰等对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当时作为藩属国的新罗，自然采取友好往来、主动吸纳唐文化的国策，自唐贞观中期至五代中期的300多年里，先后派遣过2000多名留学生入唐学习。这些留学生多为王室贵族子弟，他们成为了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力量，将中华文化渗透至整个新罗社会。[1](63)
新罗公服制度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这时新罗虽模仿中国公服制度，但是并非完全采用，直到唐代，新罗正式采用了中国的公服制度。真德女王二年(唐648年)，新罗派遣金春秋赴唐请兵，并向唐太宗请求章服，第二年(649)春正月便“始服唐朝衣冠”；盛唐时期，唐罗关系更为密切，681年唐高宗遣使册封神文王即位，确立了两国的宗藩关系；733年两国关系进入了持续友好、全面发展的阶段，朝贡和回赐是唐罗交往的重要内容。新罗在不同时期派遣唐使次数共24次，其中，真平王时期8次，善德女王时期9次，武烈王时期5次，文武王时期2次。[2](30)自然，交流是双向互惠的，一方面，唐对促进新罗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从汉字到文学艺术,从天文历法到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制度,从儒学思想到宗教信仰,新罗文化都渗透着华夏传统文化的影响，功莫大焉；[3](8)另一方面，新罗在主动吸收唐朝文化的同时，对唐文化发展也有一定启迪和影响。
二、唐与新罗时期的发型发饰比较 (一)唐罗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发型发饰特征
1．唐沿袭古制，创长安风尚
大唐女子发型百花齐放，蔚为大观，一般归为髻、鬟、鬓三大类别。唐代既沿袭前代丰富的发髻，如高髻、灵蛇髻、盘桓髻、云髻、鬟髻、蝉鬓等，又不断推衍创新样式。唐武德中期，宫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绾髻、乐游髻、望仙髻、回鹘髻。到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则因流行假发义髻，发型更显自在蓬松。唐发髻种类繁多，名称也极尽丰富，贵族女子发型具有引领所有女子发型风俗和流行的作用，这里本人将主要解读对新罗影响较大的几种典型发式。
初唐女性多沿隋制，以平髻为主；至唐太宗(627—649)时，发髻渐高，样式益多；中晚唐，造型上从低平朴素渐趋高耸、蓬大、华丽(见表1)。
表1 唐代与统一新罗时期发型特征
高髻：是汉代髻式之一，因髻式高耸，又称“峨髻”。唐代以高髻为美，至盛唐花样愈演愈繁，极致者高达一尺(约30厘米)有余。康骈《玉蕊院真人降》中有描述：“……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4](488)唐太宗询及近臣令狐德棻，问妇女发髻加高是什么原因。令狐德棻以为，头在上部，地位重要，高大些也有理由。因此高髻不受任何法令限制，逐渐更加多样化。[5](141)高髻并不是固定的一种发式，其造型及名称在不同阶段有明显的变化：初唐时高髻缠得较紧，矗立在头顶上；盛唐时出现蝉鬓，发式渐呈横向扩张态势，高髻直立于头顶；中晚唐时高髻整体造型更加膨大。
花髻：唐代流行的发髻样式，属高髻一类，将鲜花插于发髻为饰。李白《宫中行乐图》“山花插宝髻”[6](272)和万楚《茱萸女》“插花向高髻”[7](243)均讲述了这种将鲜花插于发髻上的发式。唐女子尤爱牡丹，益增妩媚与高贵，如《簪花仕女图》中女子梳高髻，牡丹头饰的点缀令人耳目一新。《奁史·引女世说》中“张镃的牡丹宴客，有名姬数十，首托牡丹”的记载，[8](42)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此外，亦有髻上点缀白茉莉之举，因黑白反差而独具魅力。罗虬《比红儿》诗句“柰花似雪簪云髻”[9](4936)即赞白花衬乌发之妙。这种传统的装饰手法，是我国妇女发式装饰中一种广泛采用的方法，自然波衍到新罗。
宝髻：开元、天宝年间，女子头上装饰增多，尤显盛唐华丽之风，出现以步摇、花钿、钗簪、金玉花枝等饰物装饰发髻鬓间的宝髻，也称为“百不知”。
2. 新罗早期辫发绕头，后发髻高耸
韩国学者郑梅子在《韩国古代女子发式》一书中写道：“统一之前新罗的发型与高句丽相比并没有过多的不同。”[10](43) 另外，该书还引《东京杂记》：“新罗时期首都北边女性的头发在后面扎成两个辫子，至今一直称为北髻。” [10](53)这是新罗早期盘头和抓髻的文字记录。
(1)辫发绕头
新罗人属于古朝鲜族，新罗时期是其古代史上第一个统一政权。从早期资料记录来看，新罗以长发为美，并有辫发盘结之俗。《太平御览·新罗》载: 382年，“新罗国王楼寒遣使卫头献美女，国在百济东，其人多美发，发长丈余。”[11](67)《新唐书·东夷列传·新罗传》载:“妇长襦，……不粉黛，率美发以缭首，以珠彩饰之。”早期新罗女子美发缠绕于头部，并以珠彩作为装饰 。[12](6202)统一前的新罗固有服饰与高句丽、百济大致相同，但逐渐走向了大唐化。当然，这是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的。有文献可证，《旧唐书·新罗传》载：武德四年(621)遣使朝贡，统一新罗前“其风俗、刑法、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 [13](3402)
新罗30年(664)实施的亲唐政策使女性服装趋向中国化，此时的发型也受到中国的影响，当时，唐代女性的发型是盘头、发髻或双髻，并以多种饰品装饰发型。676年，新罗引进唐朝例律法令，统一后服装与发式变化较大。
(2)高髻渐盛
倘若进行历时性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统一新罗及以前的各朝中，新罗时期受中华文化影响为最。仅以《北史》《周书》《唐书》等为据，可知其服饰发型的发展变化基本延续了中原风貌。唐诗中亦有对新罗发式的描述，如窦常(746—825)诗句“发美童年髻，簪香子月花”，[14](2010)即赞新罗乐女发型之美；顾况(约727—约815)的诗歌《送从兄使新罗》描述了其在新罗所见的一个细节“鬓发成新髻”，[15](1963)便是指新罗男女的发式与中土不同。
统一新罗之初，发式简洁朴素，在庆州皇城洞出土的新罗后期作品中，女陶俑将头发于发顶中分，于脑后梳髻，尚有新罗早期遗风。庆州龙江洞石室坟出土的新罗女子陶俑，显示当时女子头发全梳于头顶，发髻呈圆形宽大扁平状，从低平的发髻可以推断这些女子的身份等级较低。 [16](80)
随着唐罗频繁往来，新罗女子发型渐耸，样式渐丰，假发渐成必需品。发式吸纳唐风后又演绎出新的样貌来，典型的有高髻、花髻、宝髻。
高髻：高大的发髻在新罗时期渐起，发型高耸厚实，上有各种装饰。
花髻：新罗时期流行花髻，即女子佩戴华丽的花朵装饰头发。有关典籍记载唐人服饰发型规制影响到新罗风尚，且按不同品级簪花。《韩国古代女子发式》一书中对花髻进行了复原，由复原图可以看出，发髻整体高耸厚重，盘结紧密，曲线起伏优美，且发髻对称，上饰花朵或珠宝。而唐代贵妇发髻更趋蓬松饱满，上面点缀鲜花珠宝，更显雍容华贵之貌(见表1)。
宝髻：发髻高耸，缀以花钿、钗簪、金玉花朵等饰物。
由此可知，新罗时期发型随唐人风貌变化而变：初期发型紧致，体积形态略简，发型以左右对称为主；中后期造型夸张，外形多曲线形式，盘结紧密，有规律性起伏的曲线，使其既具东方发髻之美，又有等级落差之秩序感。
3. 唐罗女子发饰
(1)唐代女子发饰
唐代前期宫廷妇女发式虽已有种种不同的艺术加工，但使用珠翠的情形却并不多。据《唐六典》记载，命妇花钗官服制度，在开元、天宝间才经确定。后期发饰渐繁多且华丽，有簪、钗、步摇、梳栉、胜、钿、花等，且多以玉、金、银、玳瑁等材料制成，工艺精美。平民女子出嫁时可戴花钗，以金银、琉璃等材质作为发饰。
簪、钗、步摇是唐朝宫廷贵妇常用的首饰。具有女性审美意象的簪钗，品类繁多，有玉雕花钗、珊瑚钗、瑟瑟钗、翠云钗等。唐诗对此多有吟咏，如“玉钗浮动秋风生”“头上鸳钗双翠翘”“金为钿鸟簇钗梁”等。[17](2225)
梳背风靡于宫廷贵妇之间，常与簪、钗、步摇等一同使用。此时出现了很多金银梳背，齿薄而软，压于发间，起到固定装饰的作用。初时形制较大，盛唐后逐渐变小而插戴数量增多，晚唐甚至出现了“满头梳”的形式。钿也是唐朝女子常用的一种发饰，造型材质皆丰富多样。通常以金银、珠翠或宝石制者居多，以翠鸟羽毛制者为“翠钿”，使用时插于发髻之上。
唐代盛行簪花习俗，常以茱萸、石榴、蔷薇、牡丹、芍药、芙蓉、梅花、棠梨、杏花等鲜花插在发髻或头上，作为装饰。例如，元稹《村花晚》诗曰：“三春已暮桃李伤，棠梨花白蔓菁黄……插刺头鬓相夸张。”[18](3019)
另外，假髻非常受唐代女子喜爱，除贵妇外，常用于宫娥舞姬。以衬高耸发髻，此假髻通称“义髻”。开元、天宝年间，贵妇以假髻为首饰，使用蓬松义髻，两鬓满着金翠花钿，发髻除两鬓因虚发相衬加大。倘假髻涂黑漆，或彩漆绘纹，则称“漆髻”。
唐代对女子佩戴头饰的规格数量有明确规定，据《武德令》记载，皇后服有袆衣、鞠衣、钿钗礼衣三等。袆衣，首饰花十二树，并两博鬓……鞠衣，与袆衣同；钿钗礼衣，十二钿。皇太子妃服，首饰花九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也，褕翟；鞠衣，与褕翟同；钿钗礼衣，九钿。内外命妇服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也。第一品花钿九树，宝钿准花数，以下准此也；第二品花钿八树，第三品花钿七树，第四品花钿六树，第五品花钿五树。六尚、宝林、御女、采女、女官等服，礼衣通用杂色，制与上同，惟无首饰。[19](219～315)
(2)新罗女子发饰
新罗时期实施骨品制度，服装发饰依身份等级而严格界定。女子一般使用簪、钗、钿、梳、花朵等饰品装饰头发，三国统一后服饰等级观念愈加明显，发饰规格及材质皆按品级佩戴使用(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新罗贵妇的发饰佩戴等级以材质及工艺作为主要限制。真骨女和六头品女戴冠，冠上配有花纹的罗、纱绢并饰珠子；真骨女、六头品女发型上的梳子装饰禁用珍珠、碧玉、嵌金花的钿，而用瑟瑟银、碧玉、花朵装饰；王妃用纯金刻镂钗和缀珠钗；真骨女用纯金、银刻镂及缀珠钗；五头品和四头品妇女用银钗；平民女用黄铜质的鍮石钗。[20](133～143)
新罗时期的王妃、五头品女、四头品女各用瑟瑟钿、玳瑁、素玳瑁、素牙角和木头制作的梳。此处的瑟瑟是波斯语，形容玉的色泽，用来指代碧玉。玳瑁是海龟壳，根据龟甲的颜色，白色为上等品，素牙角就是白角，由此可以了解到新罗尚白的遗风。
显而易见，由于受唐风影响，这一时期的新罗女子发饰都趋于华美。此时出土的梳多是玳瑁材质并以黄金花钿为饰，造型精美华丽，我们可以推测其当为王妃或公主头饰之物。
表2 兴徳王时期新罗女子发饰禁令
统一新罗时期，上层女子也有使用假发之俗，称为“加髢”，且假发质量上乘，被视为高级饰品。假发可资助发式造型，易形成高耸膨大之势，颇受女子青睐。
(二)唐罗发型发饰的共同特征
在政治往来、社会风尚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唐罗发型发饰演变的态势基本相同。早期都处于国家政权统一发展振兴阶段，风尚习俗沿袭前朝，又有所创新发展。新罗的发型发饰名称与唐代相同，发髻低平，造型首饰相对简约朴素，并由平髻逐渐向高髻过渡演变。
中后期两国经济发展昌盛，加之频繁的往来交流，唐代的风尚对新罗的影响更加全面深入，不论是发型名称还是发式造型特征新罗都具大唐风貌。从造型来看，发髻逐渐高大蓬松，造型多变，发饰日趋华丽精美，佩戴等级制度明确。
两国女子发型高耸，其主要特征是普遍使用假发(美髢)。假发也是新罗向唐代朝贡之物，《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明确提到新罗使者向唐代朝贡头发的记载有四次：如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新罗所献方物为“果下马一匹、牛黄、人参、美髢、朝霞绸、鱼牙绸……”美髢，即美丽的假发。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新罗所献为“小马五匹、狗一头、金二千两、头发八十两、海豹皮十张”。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向唐王朝献“小马两匹、狗三头、金五百两、银二十两……头发一百两”。唐懿宗咸通十年(869)，所献方物为“银二百两……四尺五寸头发百五十两、三尺五寸头发三百两”。 [21](115～155)这些头发大致在100cm～130cm之间。由此可见，长发不只牵涉到个体美感，更关乎到异域发型的审美需求，而且在文化交流中，对发式有着彼此相通的形式共鸣。当时女子对假发的需求量很大，充分表明当时高耸宽大的发型使假发变成妆饰的必需品。
相比历代常用的簪钗发饰，插梳为饰是两国女子发饰的共有风尚。因为盛唐时插梳曾作为装饰广泛流行，而且品类、款式繁多，材质多为玉、铜、蚌壳、木竹、金、银、象牙、鱼骨、水晶、滑石、玛瑙、琉璃、玳瑁等。从新罗典籍及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受唐代插梳艺术的影响，新罗女子也有发型上插梳的现象，梳的材质除了木材以外还有犀角、玉、水晶、象牙等。可见，两国插梳的材质、造型基本相似。此时，唐代插梳还创新出了多种装饰手法，例如，以花钿与梳篦相结合的装饰方法，使得发间装饰更加华丽多彩。白居易“梳掌金筐蹙”，[22](3168)温庭筠“宝梳金钿筐”，[23](194)元稹“玉梳钿朵香胶解”[24](2949)等诗句便是描述此类装饰效果。唐代这一创新的钿梳装饰手法在新罗也有发现，如出土文物金质钿玳瑁花纹梳(如图1),与唐朝风尚一致。
图1 钿玳瑁花纹梳
(三)唐罗发型比较的差异
趋同与差异是双方之间长期政治关系以及文化交流密切的体现，社会风尚传播、吸纳、融合的历程表明了文化交流带来的趋同，而民族独立性又使其具有细节上的差异。唐代的政治、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并与其他文化一起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而新罗的吸纳则多是政治藩属关系下的被动接纳与融合。
1.唐朝的兼收并蓄与异域民族之间的风尚互动
唐人常大胆拿来异域文化为我所用，前期，受北齐西北民族(高昌、回鹘)文化的影响，特征为高髻，戴尖锥形浑脱花帽……后期则在元和时期，主要受吐蕃影响，重点在头部发式，特征为蛮鬟椎髻。
回鹘髻：唐中期，因与回鹘和亲，遂使回鹘髻在长安等地广为流行。据《妆台记》记载：“开元中梳‘双环望仙髻’及‘回鹘髻’。”[25](217)即头上扎一个髻，有单股的，也有三股的，发髻呈拳头状，发髻根部以红绢系之。《新五代史·回鹘传》记载道：“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约17-20厘米)，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贵族则乐于发髻上戴一金冠。 [26](537)
蛮鬟椎髻：“中晚唐时，妇女发髻又效法吐蕃，作蛮鬟椎髻式样，或上部如一棒椎，侧向一边，加上花钗梳子点缀其间。远不及初唐发式利落美观。” [19](321)这种发型因奇异新颖，遂为时风所宗的时髦样式。
乌蛮髻：造型高而尖，即古羌人所梳椎髻，经改造而成乌蛮髻。据《苗俗纪闻》记载：“妇人髻高一尺，膏以脂……累叠而锐，俗所谓乌蛮耶。”[27](365)
唐朝以汉文化为主体，汉族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至唐初已近成熟，因而有容纳异己的胸怀。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李世民父子，都有着浓重的鲜卑族血统，唐人生活习俗也有着众多的胡人特质，从社会环境来看，长安城胡人聚集，胡风盛行，因此唐朝女子发型多受胡风影响，出现了上述具有胡人特征的发式。而新罗的发型妆饰对唐代的影响尚没有发现记载。
2.唐罗发型发饰的差异
唐代发型发饰种类更加丰富多元，发型发饰的创新演变更具主动性，种类繁多的发髻根据盘结位置和形状归为三类：位于头顶、位于两鬓、位于脑后，其中以高发髻为主的单髻与多髻式样最为流行。
新罗由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其发型在细节方面表现出一些差异性。新罗时期未婚女子辫发垂后，婚后则盘发成髻。发髻整体高耸厚重，盘结紧密，发髻外形多曲线形式；而唐代少女发式有丫髻、小髻、双髻等多种样式，中晚唐少女受胡风影响喜爱圆鬟椎髻，少女做高髻而两边梳双鬟，出嫁后梳高髻；唐制对命妇发饰的数量等级要求详细明确，新罗女子发饰佩戴等级限制更侧重于其材质和工艺。
三、唐罗发型发饰异同的原因
作为一个显性符号，发型包含着宗教、社会风俗、礼仪制度等多重功能与文化内涵。异域文化传通交流盛况也在此时彰显，甚至可追寻出双方在政治、文化、审美层面表现出的某些共同的基因特征。
(一)文化关联
1.儒释道思想的传播
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有三个层面：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同源文化的影响使得文化圈内的国家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石，支配着服饰、发型的传播与吸纳。 5世纪初，儒学已传入新罗，到三国时期，中国制度文化渐近落地生根。有唐一代成就辉煌，自引来八方模仿朝拜。
从三国统一前开始，与唐代交流的新罗以政治和军事为目的，而统一以后有了经济和文化交往的目的。随着唐朝成为国际开放性大国并成为了同时代文化圈的中心，唐代女子发型也开始传入新罗。[12](54～71)新罗时期的发型习俗与中原文化基本一致，女子的成年、身份等级都与头发相关，发髻中蕴藏的深层文化意识，由认同而共鸣，从远古一直影响至今。
2.识别身份等级的制度文化
通过视觉手段规制政治秩序，是人类文化的普遍特征。古代发型发饰有相应的等级制度，依等级、礼仪形式而定，是古代女子身份等级的象征。新罗从7世纪中叶开始，官服全面引入唐品色服制。文武王四年(664)，又改革妇人之服，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
《旧唐书·舆服志》中对命妇发饰等级规定有着明确、详细的记载，即皆按命妇的身份等级佩戴，依所着礼服的种类，配套花钗、宝钿的数量。钿钗礼衣，从一品到五品，依次递减钿数。
至中晚唐时期，对发式与妆容提出明确禁令，禁奢华的高髻及发饰。《旧唐书·郑覃传》载：“初，大和末风俗稍奢，文宗恭勤节俭，冀革其风。”[28](2865)文宗提倡节俭，提出相关服饰禁令：“妇人衣青碧缬、平头小花草履……而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29](355)
834年，新罗兴徳王颁布服饰禁令，女子发饰等级制度中明确规定不同身份女子所佩戴饰品的规格和禁忌。《三国史记》记载：“兴德王即位九年(太和八年)，下教曰：人有上下，位有尊卑，名例不同，衣服亦异。”[21](413)显然，这是对于新罗女子品服的叙述了。
3.共同的东方审美意境
唐罗时期发型的特征体现了东方美学思想中以和谐为美的审美特性。唐罗民族文化同属于“和谐文化”，“和谐”是东方服饰艺术的最高境界。发型的对称之美、造型韵律之美，发饰的曲与直、动与静都是体现和谐美的审美特征。
(二)文化传通中的差异
在唐罗双方的发型交流传通中，差异亦可明显看出。唐人大胆创造，大胆拿来，充满自信，颇多宽容性。唐代大有胡风，异域风尚流行不已，具有兼容并蓄、昂扬雄浑的审美精神和艺术意蕴。
而新罗处处模仿唐代文化，侧重于学习与建构，更多地表现为规矩与秩序，骨品制度与唐朝典制相比，发饰佩戴等级限制各有侧重。新罗时期的陶俑和佛画中所呈现的新罗女子样貌，不仅反映了文献记载的两国使臣交流情况，还反映了统一新罗对唐朝文化进行吸收并与本国文化融合所产生的影响情况，其特征是基本不使用辫发，而选择高而丰满的发型。[30](220)当然，新罗先吸收唐代风尚，才
有后来带有主体风格的发展，加之民族传统与地域特色，亦显出独有的风貌。
四、结语
从横向比较来看，在唐罗密切往来的7世纪中期到8世纪期间，两国的发型发饰有着诸多共同特征，即发型、发饰由低平质朴到高耸、膨大、华丽再逐渐回归，体现了统一政权下经济复苏繁荣、国家昌盛衰微的发展曲线。
从纵向角度来看，唐初发型发饰承袭了前朝汉统的审美精神，至开元、天宝年间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型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影响到周边国家。新罗的公服制度制定于法兴王七年(520), 此时中国的冠服制度已传入新罗,故新罗的冠服制度处于新罗固有服饰与中国传入服饰混用阶段；真德王三年(649)，新罗采用中国服制；文武王四年(664)妇人服饰依从唐制，发型发饰受唐风的影响逐渐深入。唐罗在繁荣阶段的发型发饰文化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有唐一代与统一新罗时期发型的传通互动，既有着共同文化的深层共鸣，又有着地域特色的独立发展。看似一袭小小的发型，实质上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历史的背影，有着耐人寻味的深厚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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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2-0021-07
[收稿日期]2017-1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中国发型发饰史》，项目编号：15cg161。
[作者简介]1. 王玲，女，长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服饰文化(重庆408000)；2. 孔凡栋，男，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服装史论与服饰文化。(青岛266071)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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