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正统意识的演变
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正统意识的演变
李 路 李德山
[摘 要] 十六国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族群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纠葛的历史时期，“华夷之辨”思想的长期存在与汉文化的主流地位使慕容鲜卑在确立自身正统地位的道路上面临重重困境。通过追祖溯源、比附祥瑞、五德历运等手段，慕容鲜卑逐渐深入地对自身统治合法性进行了阐释，从理论上为自身位列正统提供了文化依据。而随着自身正统地位的确立，慕容鲜卑对待晋室正统地位的态度亦同时产生着变化，这种转型成为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政治心态转圜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十六国；慕容鲜卑；正统意识；华夷秩序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正统观念，一般认为出自《春秋》，又称法统、道统，其意在以宗周为正，尊先王、法五帝，为天下一统，正统身份的取得往往成为帝王统治合法性的标志。儒家正统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欲位居正统者的民族身份与资格问题，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华夷秩序问题。十六国时期是一个华夷交杂、民族融合的时代，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尽管北方游牧民族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占据相对主动地位，但汉族文化仍然是核心文化，汉文化价值观影响之深远、辐射之广阔使汉族正统观成为当时普遍接受的统治合法性阐释，华夷之别始终是一个历朝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不可回避的问题。慕容鲜卑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夷族余绪，在其扩大政治版图、稳固统治根基的过程中就不得不面临着如何阐释自身正统性这一问题。
一、从“非我族类”到“华夷之异”——慕容鲜卑民族身份的尴尬处境
中国古代的夷夏论，多有夷夏之防的指向，每逢华夏族群与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激化时期，论者即多对北方民族呈现出极为强烈的蔑视或防备心理。《左传》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818又《汉书·匈奴传》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2]汉人鲁恭云：“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3]又晋惠帝时江统作《徙夷论》，云：“《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4]由春秋至魏晋，这种由文野分际转而民族排他性质的思想传承，在汉族文化中根系之深、影响之大，大约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因此在十六国这一北方民族与华夏族群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纠葛的历史时期，即使北方民族已经入主中原这一政治与文化腹地，已经占据事实上的政治与军事优势，汉族士大夫仍然异常坚决的不肯承认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地位，仍然认为逐渐衰微的晋王朝才是政权上的唯一正统。
由于汉文化历史上的主流性，即使是服务于北方民族政权的汉族知识分子也未能脱离这一窠臼，如前秦王猛病重之际仍不忘嘱托苻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4]2933甚至到了拓跋鲜卑已经完全确立统治地位的北朝时期，亦不乏汉族士人时常表达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如北魏士人李孝伯曾云：“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华风，相去步武，不得致尽。”[5]这种身为别国之臣，却不忘晋朔的“正统观念不仅已深入南北汉民族人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十六国胡族政权的绝大部分统治者。”[6]十六国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阶层中，不乏汉文化修养极高者。他们熟知汉文化并深受其影响，也自然熟知华夷之辨的文化渊源，这使他们在看待与表达正统意识的时候总会带有一些民族自卑感。如后赵石勒，曾一度占据洛阳，把持中原，但在奉书给时任幽州刺史王浚时，仍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驰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远播昊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阼。”[4]2721苻坚意欲讨伐东晋时，太子左卫又云：“吴人恃险偏隅，不宾王命，陛下亲御六师，问罪衡越，诚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岁镇星守斗牛，福德在吴，悬象无差，弗可犯也。且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在于人。”[4]2912他们在面对晋的正统地位之时，愿意以胡、戎、夷等自称，这种从民族区别上表达的自贬意识充分证明了以晋王朝为正统的华夷秩序在当时北中国区域的坚固传统，也充分表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在面对自己戎夷身份时“夷族称帝不得正统的民族自卑心理。”[7]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下，慕容鲜卑崛起道路上所面临的民族身份问题始终对他们造成相当的困扰，汉族以及汉族政权在看待他们的时候亦常以蛮夷身份待之。如按《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记载，237年，公孙渊：“自封为燕王，设置百官和官署……遣使者持符，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曹魏时期，慕容鲜卑早期首领莫护跋率部迁入辽西地区，此时辽西地区最强的势力是公孙渊割据政权，而一藩镇诸侯即可封鲜卑单于，足可见慕容鲜卑当时身份地位之低下。至西晋，晋王朝亦并未给予慕容氏政权足够的重视，按《晋书·慕容廆载记》：“初，朝廷以廆僻在荒远，犹以边裔之豪处之。”晋王朝在对待崛起中的慕容鲜卑时，认为其只不过是蛮夷后裔中的强者，对其民族身份颇为轻视。因此，尽管“莫护跋率部在迁入辽西地区以后……已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开始逐渐接受汉文化”[8]，进而“渐慕诸夏之风”[4]2803，但“非我族类”的民族隔阂仍然使慕容鲜卑在发展的过程中举步维艰。
事实上，与十六国时期其他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一样，慕容鲜卑的统治者熟悉汉文化，他们认识到了汉文化在当时的主流地位，因此非常重视汉族士人的作用。如慕容廆曾云：“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4]2808，此足可见其对汉族有识之士的渴求之意，也因而笼络了一些汉族人才，而这些汉族知识分子也往往能够在慕容政权中扮演重要角色，如鲁昌、高诩等皆为其中之出色代表。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前燕政权统治前期，长期称藩于晋王朝，不少汉族士人对前燕政权的认同，恰是以此为前提的……北方汉族士人对前燕政权的认同，同时是他们认同两晋王朝的表现，是两晋王朝国家认同的内容之一。”[9]因此尽管效力于慕容氏的汉族士子不知凡几，但他们对汉族对慕容鲜卑民族身份与正统地位仍然难免心存犹疑。慕容廆时，有汉族士人高瞻，本为渤海俊才，后迁入辽西。慕容廆对其甚为看重，以三顾茅庐之势欲请其出山，然高瞻始终不从。按《晋书》记载：“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系，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辞疾笃，廆深不平之。”[4]2813慕容廆对高瞻的态度不可谓不情真意切、礼贤有加，慕容廆政权亦足以称之为政事修明、爱护人才，然而“华夷之异，有怀介然”这与“非我族类”一脉相承的八个字，却将如高瞻一般的汉族士人对慕容鲜卑的民族成见揭示得淋漓尽致，也成为慕容鲜卑在追寻自身正统地位道路上的切身之痛。
无论夷夏之防的观念如何根深蒂固，中国文化毕竟在区别夷、夏的起源之处即留下了转圜的余地，其尺度从一开始就非单以族类划分，文化区别才是重中之重。如按《论语·八侑》：“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邢昺疏：“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10]。宋人韩愈亦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在这里，华、夷的区别是一种基于文明与野蛮的划分，故而被当做夷狄之属的群类实际上是可以感化和转化的，从而使古中国不仅仅存在“华夷之辨”的种群纷争，更存在可以“用夏变夷”的文化包容。
二、从“自称夷狄”到“用夏变夷”——慕容鲜卑对自身正统地位的阐释
由于“华夷之辨”的根深蒂固，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在试图确立自身正统之时，往往首先从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血统渊源入手，他们要追根溯源，为自己找到一位与汉民族共同的祖先，从而寻找到进入华夏继承序列的切入点，慕容鲜卑也是如此。随着慕容鲜卑势力的不断发展，夷族身份已经事实上成为慕容氏谋求更进一步政治地位——即正统身份的最大阻碍之一。当时服务于慕容政权的汉族士人对此多有顾虑，此时的慕容鲜卑虽已称雄东北，但在当时的士人眼中，“前燕仍为‘夷’，而有别于‘华’”[11]。对此，后世史书亦不乏类似“北阴衍气，丑虏汇生，隔阂诸华，声教莫之渐，雄据殊壤，贪悍成其俗，先叛后服，盖常性也”[4]2862的负面评价，可知“华夷之辨”的泥沼之深。就连慕容氏自身也常以夷狄自称，慕容廆“华夷之异”一语，实际上也代表了慕容氏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清醒认识。在汉文化观念中，“夷夏之辨从来不是一个地理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秩序问题，合理的政治文化秩序才是正统的标志所在”[12]，这个文化秩序的核心在夏，诸夏民族身份是取得正统地位的先决条件，孟子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13]，实际上阐释的就是这种民族身份与文化秩序上的差别。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慕容氏自然熟稔这一文化脉络，慕容廆即曾言：“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4]2804既有华夷之异，就有正统之别，正统在晋，慕容氏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用夏变夷，改变自己的夷族身份，就成为意欲与当时其他北方民族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慕容氏不得不为却又自然而然的文化转型选择。
在历史记载中，慕容鲜卑的民族起源自有其谱系源流。据王沈《魏书》记载，东汉时期檀石槐统一鲜卑后，将鲜卑分为三部，其中：“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14]836按目前学界的通行看法，这里檀石槐时期的中部大人慕容，应该就是慕容鲜卑祖先中的一位，莫护跋等慕容鲜卑早期首领皆是其后裔，慕容鲜卑之“慕容”二字即来源于此。慕容鲜卑实为迄春秋战国时期即存在的鲜卑族分支，鲜卑者，按《后汉书·鲜卑传》：“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先秦时期的鲜卑族，是东胡族的一个同源弱势民族，依附于东胡生存。秦汉之际，匈奴灭东胡，鲜卑遂从东胡族中分化出来，居住于我国东北地区。鲜卑一词，从音转的角度来看，应为邾娄的转写，因此，鲜卑族实为先秦东夷族系中分流出的一支[15]，出自鲜卑的慕容氏，自然出自东夷，而非诸夏。因此，慕容氏欲求正统，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夷族身份进行改变。
这一改变是从慕容廆时期开始的。按《晋书·慕容廆载记》中记载：“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又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廆，字奕落瓌……本出于昌黎之棘城。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 [16]174有熊氏，即黄帝，高辛氏，即帝喾，是黄帝后裔。慕容廆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昭示自己与汉族有共同的祖先，实际上是从血缘关系角度在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寻找依据，即所谓“华夷共祖”。既云自己为黄帝后裔，那么自然就应该与华夏有更深的联系，因此“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4]2804大棘城，当在今辽宁锦州市义县附近，当时的慕容鲜卑以辽西地区为主要的聚居区域，与中原这一汉文化中心并无直接关系，因此慕容廆称此为颛顼故城并都之，其意在寻找与诸夏更深层的渊源，并为自己的黄帝后裔身份寻找证据。
事实上，这种追祖溯源并未能得到华夏意识根深蒂固的汉族士大夫的认同，《晋书》中即直斥慕容廆“英姿伟量，是曰边豪，衅迹奸图，实惟乱首。何者？无名而举，表深讥于鲁册；象龚致罚，昭大训于姚典”，论及迁居大棘，又云其“假窃神器，凭陵帝乡。”[4]2863此无异于在说慕容氏欺世盗名、狼子野心，出身低贱却图谋皇谱。慕容源自有熊氏、高辛氏的说法，虽然于史有据，却常常遭到人们的忽视，如马长寿先生即云：“在北魏以前慕容氏建国多年，中原士大夫出仕燕国，为慕容氏祖先歌功颂德者，不乏其人，如范亨、崔逞之徒皆属于此类。崔鸿作《前燕录》时，未加剪裁，取以入书。其中所谓东胡为高辛氏之苗裔，其祖由辽东海滨迁到内地鲜卑山之说，实无历史根据”[17]。然无论时人作何评价，面对“华夷之异”的尴尬处境，图谋中原却只能偏居东北的慕容政权也只能先试图解决其民族身份和血统渊源，即所谓由夷入夏，才能够在政治上有进一步的施展空间。
除追祖溯源之外，慕容氏欲求其正统，就有必要营造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文化环境。所谓正统，实际上是华夏的正统，因此，慕容氏始终积极的推行汉化政策，将汉文化与其本民族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例如，在中原战乱的背景之下，慕容氏认识到了汉族人口对文化转型的关键作用，非常重视对中原地区汉人流民的招募。从慕容廆时期开始，慕容氏即对这些中原流民采取宽和引纳之法，“禀给遣还，愿留者即抚存之”[18]2820，因而“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4]2805，至慕容皝时，仅辽西即“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4]2823，汉族人口已经成为慕容政权治下之主流。除普通百姓外，慕容氏亦特别注意招纳和任用汉族士人与官吏，吸引了一些有抱负的汉族人才，如慕容廆时原昌黎太守裴嶷曾云：“慕容公修仁行义，有霸王之志，加以国丰民安，今往从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18]2845，此大可以一观当时慕容氏因政治修明而引人心向背之境况，夷夏之别在如裴嶷一般的汉族士大夫眼中已不再那么重要。大量的汉族百姓与知识分子为慕容鲜卑社会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先进生产方式的引进使慕容鲜卑社会迅速完成了产业升级，农耕经济成为主要的社会经济模式，从而极大的促进了国家实力进步。与此同时，尽管政治环境并不稳定，汉族知识分子也将儒家文化在慕容鲜卑社会中彻底推行开来，在他们的 助与支持下，慕容氏一直坚持广修学宫，立太学、小学、郡国学，设博士，祀孔子，行乡射之礼，积极推进儒家文化发展，其社会文化氛围与中原内地几乎不分彼此，以致“路有颂声，礼让兴矣。”[4]2806推行汉化政策为慕容鲜卑摆脱华夷之别的桎梏进而染指正统创造了适宜的文化与社会环境，诚如魏收所云：“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19]，尽管这并未能完全消除汉族士人心中对其民族身份的芥蒂，但汉文化的推行使慕容氏用夏变夷的种种手段具备了文化基础。
及至慕容儁时期，随着慕容鲜卑的对外扩张，前燕政权的疆域“南至汝、颍，东尽青、齐，西抵崤、黾，北守云中”[20]，据有今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辽宁一部，与前秦呈平分黄河、中原之势。既据中原这一汉民族核心的政治与文化腹地，那么正式将自身位列正统就成为慕容氏的当务之急。这一点上，慕容氏亦遵从汉文化传统正统理论，从五德终始学说中开始寻找自身在华夏继承序列中的位置。自邹衍而来的五德终始学说，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历史循环论的统治次序观念，亦是一种基于汉儒君权神授理论的统治合法性阐释，“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慕容氏意图用夏变夷，自然也要从中寻找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如慕容儁称帝时，群臣上书以前燕为继承西晋之水德，曰：“大燕受命，上乘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4]2834出于对华夷问题政治风险的考虑，后又改为继承后赵之木德，按《晋书·韩恒传》：“(儁)僭位，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恒时疾在龙城，儁召恒以决之。恒未至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儁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又《晋书·慕容暐载记》：“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暐承石季龙水为木德，暐从之。”前燕继承后赵法统之事由此而定。后赵之水德承袭自晋之金德，慕容氏承后赵法统，就从德运角度确立了自身在华夏统治序列中的位置，在政治上脱夷入夏。与此同时，前燕法统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继承了另一个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正统，其前提在于承认后赵正统的合法性地位，这就模糊了华夷之间的界限，为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进入华夏正统序列提供了合理化的现实案例，从而“开创了尊胡族政权为华夏正统的新传统……诚为中古政治文化的新变局。从此，胡族政权纳入到华夏历史序列中，就成为既成事实，是历史而不再仅仅是现实政治。”[21]从这个角度而言，前燕法统的确立，为当时与其后的其他边疆民族政权创造了宽松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后世拓跋北魏，实蒙前燕余荫。所谓用夏变夷，不外如是。
慕容鲜卑对自身正统的阐释，随着历史的发展，存在一个渐进深入的过程。由脱夷入夏至承后赵为木德，慕容氏至少在理论上艰难的完成了对自身正统地位的确认，也为入主中原提供了合乎情理的政治与文化依据。
三、从“尊晋勤王”到“正统在燕”——慕容鲜卑对晋廷正统态度的转变
慕容鲜卑对自身正统地位阐释的逐渐深入，伴随的是其对晋廷正统地位的态度变化。早期的慕容鲜卑，来到辽西地区之后，即成为曹魏、司马氏的附庸民族政权。据《晋书·慕容廆载记》，景初二年(238)，莫护跋“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宣帝，即司马懿。莫护跋子木延，于正始年间从毌丘俭征高句丽有功，曹魏授大都督、左贤王。木延子涉归，因“全柳城之功”[4]2803，被封鲜卑单于。这一时期的慕容鲜卑，仰曹魏、司马氏之鼻息，“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19]2623，因此应该尚未产生树立自身正统地位的政治需求和意识，并自觉的将自身视为曹魏、司马氏乃至晋廷的从属。
到了慕容廆时期，慕容鲜卑的势力有所扩大，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此时的慕容氏虽然仍然视晋廷为正统，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心理已经产生了微妙变化。此时慕容氏对待晋王朝的态度，可用“尊晋勤王”一以概之。太康前期，慕容鲜卑表现出一定的扩张欲望，曾北讨宇文氏，东击夫余国并试图在辽西地区扩张势力，但每次都受到晋廷的军事干预而失败。因此，慕容廆开始正视自身与晋廷之间的实力差距，故云“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并遣使降晋，慕容廆本人亦亲身“致敬于东夷府”[4]2804，以示对晋室尊崇。晋怀帝永嘉三年(309)，辽东附塞鲜卑素连、木津叛乱，慕容廆之子慕容翰云：“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
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杖义，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4]2805慕容廆听从了这一建议，出兵击败素连、木津，将二部鲜卑迁归棘城。永嘉末期，晋怀帝蒙尘平阳，廆拒受王浚封职却接受了晋愍帝所拜之镇军将军和昌黎、辽东二国公，并未因此而叛。时琅邪王司马睿承制江东，征虏将军鲁昌极力主张：“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4]2806处士高诩亦建言：“霸王之资，非义不济。今晋室虽微，人心犹附之，宜遣使江东，示有所尊，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不患无辞矣。”[19]2893慕容廆同样听从建议，遣使劝进，并参与了以刘琨为首的“河朔征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连名上表”[4]1685，劝说司马睿登基。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尊晋勤王”这一策略，可谓贯穿慕容廆为政始终。
表面上看，慕容廆奉行“尊晋勤王”，以晋廷为正统，是在实力对比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事实上，当时恰逢两晋交界之时，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在北中国地区占据优势，晋王朝虽未至覆灭之际，然已处风雨飘摇之境。尤其是，在向来被视为龙兴之地的中原地区基本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的情况下，同样身为其中一员的慕容鲜卑，在自身逐渐强大的基础上，自然难免心生更大的图谋。从慕容廆“尊晋勤王”的出发点来看，所谓尊晋，不过是为了方便“仗大义以征诸部”，所谓勤王，不过是为了“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17]176且当时的慕容政权内部对于慕容氏的观感并不统一，由于华夷身份的尴尬处境，“‘拥晋’仍是部分流寓前燕士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22]。一切的着眼点皆在暂时摆脱晋廷的直接压制，借之声势从而徐徐壮大己身，“尊晋是慕容廆的旗帜，根本的目的则是想成就‘霸王’之业。”[23]恰如慕容廆所说：“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4]2831，其政治图谋已昭然若揭。因此，奉晋室为正统，与其说是表现了慕容氏对晋室的忠心，不如说是一种基于稳妥发展的政治考量。事实上，慕容廆的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奉晋室为正统使慕容鲜卑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利益。廆于武帝、元帝时屡次加拜官爵，近乎封无可封，元帝时更是“遣谒者即授印绶、丹书、铁劵，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17]178得享此等尊荣之后，慕容鲜卑的地位与势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稳步发展之下，辽东地区几已成为其事实上的割据领地，为其日后挺进中原打下了坚实基础。
至慕容皝时期，慕容氏虽然继续坚持“尊晋勤王”策略，但随着对外征战的不断胜利，“克广先业，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4]2823，慕容皝对晋廷的态度则开始有所不同。慕容廆死后，慕容皝继承了其官职，并于晋成帝咸康三年(337)自称燕王。在与石赵战争时期，慕容皝为取大义名分，认为自己燕王的称号“未有朝命，乃遣其长史刘祥献捷京师，兼言权假之意，并请大举讨平中原。”[4]2819在上成帝表中亦云：“陛下命世天挺，当隆晋道，而遭国多难，殷忧备婴，追述往事，至今楚灼。”[4]2819此时的慕容皝，至少在表面上仍尊崇晋室为正统，以臣属自居，然其刻意之处亦不难辨识。而其在与庾冰书中，则云慕容氏“以数郡之人，尚欲并吞强虏，是以自顷迄今，交锋接刃，一时务农，三时用武……敌人日畏，我境日广，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势，岂可同年而语哉”[4]2821，其中警告、威胁之意则已难言对晋廷有何真正敬重。迫使晋廷正式授予其燕王称号后，晋穆帝永和元年(345)，慕容皝“以为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于是始不用晋年号，自称十二年。”[19]3119不再使用晋年号，意味着慕容氏已经开始谋求在政治上脱离晋廷，自身势力的强盛与东晋的相对孱弱，使“尊晋勤王”在慕容氏那里开始失去政治意义，而这也就意味着晋室正统身份的号召力对慕容氏的利用价值在逐渐降低。
慕容儁时期，慕容鲜卑在破灭冉魏，进入中原，一举成为当时北方最强的割据势力之后，迅速失去了对晋廷的敬服之心，并迫切开始摆脱对晋廷的依附，不再接受晋命。时晋廷派使者前来，慕容儁直言不讳道：“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4]2834，并于352年建立前燕称帝。称帝立朝，说明慕容鲜卑的正统意识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慕容氏完全摒弃了以往“尊晋勤王”的政治策略，不再以晋室为正统，转而以自身为“中国所推”，认为正统在燕。慕容儁执政末期，病重弥留，曾与慕容恪有过一番对话，因时太子慕容暐年幼，故有以社稷托付之意。慕容恪则云：“太子虽幼，天纵聪圣，必能胜残刑措，不可以乱正统也。”[4]2842这里慕容恪所云之正统，显然指的是汉文化中由嫡长子继承制而来的权力世袭秩序，是儒家宗法制度的核心。而帝王家的正统继承，实际上就是统治合法性的继承。慕容恪的观念，意味着正统在燕这一政治意识已经在慕容鲜卑统治阶层稳固的树立起来，并已经形成了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至慕容暐时，其在分析当时前燕形势时曾云：“今关右有未宾之氐，江吴有遗炽之虏”[4]2850，则已直指东晋为遗虏，对晋室正统再无半分看重，反而取而代之，开始显示出一种政治上强势、文化上自信的统治者心态。
慕容鲜卑对晋廷正统态度的转变，与其对自身正统性的阐释情况相适宜，从追祖溯源到五德历运，随着慕容氏对自身正统地位阐释的不断深入，其对晋室正统身份的态度也经历了由奉晋室为正统到奉自身为正统的变化。慕容鲜卑这种正统意识的转变，是在“华夷之辨”长期盛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政治心态转圜的一个缩影，它高度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随着汉文化影响的逐步深入，一个趋势性的民族与文化融合潮流在北中国铺展开来，在这其中，与民族意识、文化心态乃至政治理念都高度相关的慕容鲜卑正统意识的转型，恰是北方游牧民族主动进入这一历史潮流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心理历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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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orthodoxy consciousness of murongxianbei in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li lu，li deshan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was a historical period with unprecedented disputes between nomadic peoples and huaxia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the long-term existence of the thought of debate on huayi and the mainstream status of han culture make it difficult for murong xianbei to establish its own orthodox position.by chasing ancestral origins,the reluctantly compare of auspicious omen,five cyclic virtues and the other things，murong xianbei gradually interpreted in-depth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own rule.they provided a cultural basis for their orthodoxy from perspective of theory.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orthodox status,the attitude of murong xianbei to the orthodox status of the jin dynasty also changed at the same time.this transformation became a miniature of the political mentality of the northern nomadic people ethnic reg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sixteen kingdoms.
key words： sixteen kingdoms；murong xianbei；orthodox consciousness；huayi order
[中图分类号] k238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8-29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汉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意识转型研究”(16qn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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