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总感觉很闷热，即便早些时候导师给我发来了论文修改意见，并严厉批评催促，我很想做一些事情，但傍晚总感觉胸闷烦躁，20点53分的时候，我正好对着电脑发呆，什么都没做，听到手机叮咚一声，本科同班同学刘倩给我发了个消息“田海林老师去世了”，我愣了下，回复了一串问号，我心想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合适吧？因为我在吃晚餐的时候，顺带玩了下手机，17点30左右，还看到了老师在朋友圈“一如既往”地“刷屏”，转发了多条关乎济南建设、纯享音乐、健康养生等文字或视频。老师是个爱分享的人，他不仅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觉得对朋友有用的资讯，还经常主动转发一些学术讯息给我，所以我立即回复刘倩的是“田老师前几天还给我发消息呢”。确实是在不久前，老师转发了一条“第七届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青年学术论坛征文通知”给我，因为这个会议将由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老师接着和我说：“欢迎朱焘回母校！！！”老师还是那么喜欢用感叹号，接着又给我发了个消息：“我刚已退休了，请以后多和王林与本森两位老师联系！我刚回济南，孩子在扬州大学，我经常去扬州看孙子！希望你能学成回母校山师效力！”
因此我才试图驳斥刘倩发给我的消息，但她说“是老师儿子田鹏师兄说的”。我手抖了下，手机不小心掉落在地上，我想着赶紧给王林老师打个电话问一下，还没来得及拨通电话，又有几个同学问我田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有些慌张了，想先去问一下田老师的研究生，张立洋和我说“消息是真的，具体不太清楚”。我接受不了，也不愿相信，没忍住哭泣了许久。
稍平静下来后，我想写一些文字，和老师一样，作一个记录者、分享者、对朋友有用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感染新冠后，我明显感到记忆力衰退，我总记不起以往的很多事情，或混淆了时空。田老师是我读本科时对我最好、影响我最深的老师之一，我不能因任何理由而忘记。
在2014年9月刚入学不久，我就常听师哥师姐们说起“田大师”，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号是什么意思。直到有一天，我忍不住去问了张金桥师哥，也可能问的是张政喆，他们向我解释：“田大师就是学院的田海林教授，田老师可厉害了，是九十年代的博士，是咱历社第一个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学问做得极好，所以大家都称之为田大师”。于是我拿出手机搜了下，我发现学院官网上关于老师的简介只有三个字“田海林”，因而又到百度百科搜索，终于看到老师的介绍：“田海林，1962年12月生，汉族，曾用名弘三、田舆图，河南内黄人；1979年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追随著名史学家胡思庸先生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先后任助教、讲师；1992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史学家谭双泉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与流变……”那时候刚上大学，我深感震撼，加上百度百科给老师配的图是一张泛黄的照片，老师极为俊朗，我一直没有什么偶像，那时候感觉老师是我唯一的“学术偶像”。
第一次见老师大概是2015年的春天，在教学楼b区等候班车处。当时，我看到一堆人在围着一位穿着“唐装”的老师，在这群人中我看到了好几个同专业的师哥师姐，于我凑近去看，即便与那张“泛黄的照片”相比，田老师此时略显黝黑，但风采不减，声音极具磁性而洪亮，周围的学生仿佛“迷弟迷妹”，我第一次相信所谓“学者的气质”。
时间过得很快，半年后，2014级本科生专业分流，经过申请和面试，我进入了“历史学卓越班”，2015年的秋天里，我首次修读老师的课程。根据培养方案，老师给我们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我开始系统地向老师求教。由于是小班授课，上课地点被教务处安排在b区五楼还是四楼的教室，第一节课我坐在中间第二排的位置，老师进来后直接说“我们先讲导论，我的导论可能会很长，具体导到哪里，看你们的接受程度。”老师没有ppt，只带了一个白色的保温杯和一盒黄鹤楼牌的香烟。我已经无法回忆这堂课都讲了什么，只记得这是我听过关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最精彩的解读，老师说话很慢，我总是忍不住附和插话，老师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最好是版本是……”我没等老师说完，就自言自语：“朱维铮校注版”，见到有学生回应，老师似乎非常高兴，话题很快就转到他和胡思庸先生、朱维铮先生的交往轶事，我已忘了这节课我与老师互动了几次，但记得这是老师首次问我叫什么名字，并说“朱焘你脑子有缝”，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脑子有缝”是什么意思。下课后，又有好几个看着像研究生模样的学生在门口“堵”老师，追着问问题，也有几个在 老师搬椅子，（后来我才知道，老师身体不太好，而山东师大的教室竟没有给教员坐下的椅子）。那时候的我脸皮厚，也每周都坚持加入了“尾随”老师的大军，即便插不上话，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可比上课精彩多了！”直到现在，我关于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所有基础，几乎都来源于对田老师的大课和“小灶”。
老师能得到这么多学生的“围堵”，肯定是有原因的。他知识渊博，无所不懂，我们请教他任何问题，他都乐意回答，我记得下课后罗参峰问了老师一句“老师怎么评价宋美龄，你有关于宋美龄的书推荐吗？”还没等老师回他话，我就说“你怎么这都来问啊，自己去图书馆查不就知道了吗？”老师没有批评我粗鲁，更没有轻视提问的学生，而是停下来思考了几十秒，随即向罗参峰推荐了多本论著，并谈了自己对宋、蒋的看法。老师喜欢学生提问，他愿意向学生们分享自己所知的一切。老师对学问的痴迷与对教育的热爱，常使他忘却了下课的时间，根据课程时间安排，17点就应下课，但老师经常讲到18点多，我好几次亲眼看到，老师只吃一个苹果，接着就再去上19点的课。据称晚上19点的课他经常能上到22点，有一次竟然教学楼都被门卫锁住了，有一些同学将此称之为“拖堂”，并抱有怨言。但最近也有同学曾给我发过这么一段话：“之前误会田大师了，他对每个学生都愿予以指导和 助，不论学生是否有志于学术”。随着现在自己也将走向工作岗位，以及或多或少参加过一些学业分享，我才明白：愿意延时、免费向他人传授知识，这需要极其无私的精神，更需要对自己工作无限的热爱。
除了大二的课程外，因麒麟学社和“历社楼”，我与老师有了更为深入的接触。可能是2016年第一个学期，历社学院楼建成，此前一直在教学科d区二楼临时办公的学院要整建制搬家。在d区，因为“资料室”，我有着太多美好的回忆，在当时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大房间作为“学生资料室”，里面可能有数万册历史相关的图书，还有完整的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据称这些书是田老师和一些老师在学校图书馆剔除的旧书中慢慢搜集而成，也有零星是校友捐赠。依据惯例，这个资料室也用作学生刊物《学史》的编辑部，由史学社团麒麟学社的同学每日值班，负责图书借阅等事宜，事实上也是一个本科生沙龙所在地，我们经常在里面讨论各种问题，2015年我担任社长后，常驻于此，和师哥师姐、青年老师们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田老师也一直看在眼里。但新楼建成，可能是有现实的困难，也可能是院领导认为这些“旧书”在学校图书馆可找到副本，因而将学生资料室解散，新楼的资料室将由校本部搬过来中国史资料室、世界史资料室组成。就这样，任由d区的数万册图书流散，我记得我和李阳等眼睁睁看着无数陌生人涌入，仿佛土匪一样抢劫，怎么也阻挡不了。田老师得知后，震怒，在老师看来，“书比一切都重要”、“本科生是最需要培养和支持”，要求学院设法在新楼设置本科生交流的专门场所，痛斥瓜分学生资料室图书的师生，并要求大家将所拿图书悉数归，否则建议学校追责。在田老师和郭大松老师的持续“申诉”下，很多图书终于并入了新资料室，但类似于“《学史》编辑部”的场所并未设立。后来老师找到我，和我说“失望透顶，无能为力”，但他还是想设法为本科生交流提供一些空间，告诉我“教授是两个人一间办公室，我和王林老师一间，给你把钥匙，作为本科生讨论的场所”，我不敢接受，老师长叹一声“唉！”最近王浩和我说，麒麟学社老资料室的借还书登记本，现在应该还在田老师办公室的橱子里。
学院搬家后，后来的课程都安排在新学院楼了，老师的《儒学史》也一样，不过是19点上到20点30。和此前上老师的课一样，老师又总忘记了时间，很多次错过了班车，总要自己花费百元以上，打车几十公里回市区，其实老师一直过得很节俭。后来在一些师哥师姐的建议下，我开始胆子大了起来，快到点了，就举起自己的手表，提醒老师下课。《儒学史》是我从本科至博士上过的课中，收获最大的课程，没有之一。并不是这门课讲了多么深妙的学问，而是因为田老师的“小灶”竟被我独享。这半年里，我发现可能是北方的冬天比较寒冷，也可能是时间较晚，基本没有什么研究生再来“围堵”老师问问题，而我经常成为了唯一陪老师从学院楼走到班车候车点的学生。令人感动的是，这慢慢也形成了一种“默契”，因为每次下课后，我都去擦黑板了，老师竟然在教室门口等我一起走。在这每周大概15分钟的路程里，我经常问老师各种问题，老师知无不言，并且主动向我分享他的读书、写作经验，可以说从学业到人生，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老师的指点，有时候老师在19点前就到了学校，还主动给我发消息说散散步聊一聊。在“散步式求学”中，有三点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老师时常和我说“做人比读书重要，品德比学问珍贵”，二是老师不断提醒我“要多读书，读杂书，本科时期读的书能用一辈子”；三是老师在和我说起1980年前后他在路灯下读书的情形时，又对比现在的学风，突然对我说了句“朱焘啊，在人人读书的时候不要读书，在人人不读书的时候要读书啊！”。
虽然我仍保持“读书”的习惯，但至今我仍不敢用“学术”、“研究”这样词汇在自己身上，其实也是由于老师经常和我说“门槛”与“敬畏”，我愧对老师。老师总对我鼓励居多，温文尔雅，但得知我不重视英语学习后，第一次对我发脾气，警告我“必将后果自负”，老师时常问我外语学得如何，我却总敷衍对之。老师知道我想继续读研究生后，给我发了这么一段话：“实话说：我既很想留你在本校跟我攻读硕士之后再送你到名校名师门下读博士，又很愿意遵重你的学业理想推荐你直接到名校名门下读硕士和博士！”年少无知的我，说很想去外面看看，老师尊重我的想法，并给我创造了许多个机会，也为我“挫折”境遇买单。上海的一位名教授来山东师大参会，老师让我去当会务，并仔细叮嘱我该怎么做事，甚至在教师们的宴请中，不顾一些老师善意的提醒和反对，让我也跟着参加，试图要让我去倒酒、自荐，以此让这位“名师”加深对我的印象，但我却唯唯诺诺，不敢前往。而后这位教授被聘为山东师大的特聘教授，他说可能很难在山东师大长期授课、招生，但愿意为之培养一名学生，可输往上海或澳门跟他读研究生。老师立即找到我，专门和我谈此事，说他已和学院领导“通气”，告诉我务必抓住这个机会。当这位教授又受邀做关于“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的讲座时，老师作为主持人，坐在报告厅的第一排，却总回头对我使眼色，希望我主动提问，可我又不断退缩，直到讲座结束，我才看到手机消息，老师竟然专门拟了一个看起来就很有深度的学术问题发在我微信上，让我在讲座提问环节发言，希望我获得青睐。
后来我果然吃了不好好学英语的亏，大三的时候，虽获得了华东师大与重庆大学的免试录取资格，但因英语没过六级故没有拿到本校的推免资格，老师知道后，告诉我考研风险太大，让我试一下破格拿到指标，并联合其他几位老师一起写推荐信，我又显现了放弃的态度。随后，老师给我发了一段视频，大致是一辆车落水了，但还有一扇门在水面，车主人在岸上奋力拉住车门，试想挽救这辆车，最终车沉入水里，车门被车主拉回了岸上，视频最后出现一段字“你如果不尝试，连门都没有！”后来，应了老师此前就警告我的话“必将后果自负”，我还是走上了考研之路，并且失败，当时只能调剂，老师告诉我“母校一直是你的后盾，你可以以山师保底，跟我读，或者跟王林老师读，你自己选择”。我心有不甘，后面去了很多学校面试，因愧对恩师，一直不敢联系老师，我在中科院面试的时候，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北京什么时候可以把你录取，我这里要开调剂系统了，不能等了，电话都被考生打爆了”。我那时候才知道，老师真的是一直在给我留条后路，泪流满面。
大四，到了要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了，老师开玩笑说“你是江西人，我给你个江西的题目，保你暴得大名”。我没想到老师真的给了我一大堆书和电子资料，都与南昌的“汪山土库”有关。那时候正好是寒假，老师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先是讲了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做，然后说建议我去南昌的新建县实地调研，并说正在和一位纪录片导演沟通，这个不仅可以写论文，更值得拍电视。但我去完新建县后，对“一门三督抚”的事情没有那么好奇，而是对当代史的兴趣越来越浓，擅自选择了“赣西小三线”，没有听老师的指挥做下去，辜负了老师的期望，但老师并未怪罪，又推荐了一批论著给我，并表示他在政法学院也招研究生，对中共党史有些心得，有疑问仍可与他联系。现在才逐步领悟老师的深意，老师一直认为“起步”、“训练”、“基础”极为重要，老师总是说一个可以掌控的题目更有助于循序渐进，鼓励年轻人应该尝试旧题新做，要做最重要的题目。据老师指导的研究生说，在入学之初，老师要求他们用方格纸誊抄大量经典论著，老师说“得先明白什么是学术写作，再谈选题”。但我却盲目选择了“还没学会走路，就想跑步”，因此直到现在，仍在老师所言的“门槛”之外。
关于老师的回忆，还有太多太多，新冠再怎么冲击我的大脑，师恩都将难忘。老师上课的时候，念叨了好几次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似乎是他一生的写照。而我恐怕将难以像老师般身体力行，如果我今后能做一名教师，我希望自己至少也能和老师一样为知识奔走，为学生挺身……
我心情仍然很差，思绪还是很乱，不知道要再写些什么。我真希望这时候有人和我说：“这都是假的，老师好着呢，你看老师这不又在刷着屏么？”
学生朱焘
2023年5月16日深夜
（年轻时候的老师）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对老师研究领域的介绍）
田海林教授生平
田海林教授生于1962年12月，汉族，曾用名弘三、田舆图，河南内黄人。1979年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追随著名史学家胡思庸先生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先后任助教、讲师。1992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史学家谭双泉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至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5年评为副教授，2000年聘为教授，2001年评为教授。曾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科带头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导师、政法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宗教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文化国际传播中心特邀研究员、泰山研究会顾问等。
田海林教授精心培养学生，善于因材施教。曾连续多年获得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优秀奖和本科生教学优秀奖，两次获得“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2000年获得山东师范大学“杰出青年”荣誉称号，2006年获得首届“山东师范大学教书育人优秀研究生导师”荣誉称号。
田海林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与流变、传统文化与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西新旧文化冲合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国近现代儒学史、中国近现代宗教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中共党史等学术分支。主要学术著作有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华百年祭（1840－1949）》（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副主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民国学案》（全书副主编，第三卷“经学卷”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山东宗教历史与现状调研资料选》（上下册，与郭大松联合主编，韩国·新星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传统相学秘籍集成》（上中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相学秘籍全编》（上下两册，与宋会群联合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与《世界博园艺》（副主编，山东画报社出版社2001年版）等，还曾参编《马恩列斯毛著作大辞典》《中国国情总览》《河南与黄河文化》《中州历史人物辞典》《中外历史新编·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备要》与《中国通史教程·教学参考·近代卷》等著作。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历史教学》《史学月刊》《民国档案》《河南大学学报》《东方论坛》《佛学研究》《人民画报》《中国园林》与《中州今古》等学术文化期刊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发表论文50余篇。
田海林教授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山东省宗教历史及现状考察》、山东省教委项目《中华民国宗教史》等，参加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近代山东宗教史》。主持完成的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山东宗教历史与现状考察报告》，不仅获得山东师范大学和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的奖励，而且得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的高度重视，纳入政治决策。
田海林教授曾被中国99ˊ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山东省组委会特聘，主持“一山一水一圣人”为主题的《齐鲁园》、以“花开富贵、国色天香”为主题的《牡丹园》与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主题的《齐鲁春秋馆》三大项目的文化设计，并担任中国99ˊ昆明世博会山东组委会总撰稿，为“让山东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山东”做出了杰出贡献，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记“二等功”表彰。还曾在其他省市主持和参加过“中华黄河坛”等一系列园林与旅游名胜景区的中国历史文化工程创意、规划与设计。在全国历史学界率先垂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创造转型以及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生成和发展做出了积极探索。
田海林教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宅心仁厚，注重经世致用，长于教书育人，为学术与教育事业奋斗一生，广受同行尊敬，深得学生爱戴。
沉痛悼念田海林教授！
田海林教授千古！